公共危机事件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严峻考验，还关系到社会安全和稳定。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到全球211个国家和地区，让各国人民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也让各国疾控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了一次严峻的“大考”。

疫情发生后，中国以大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及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科学有效防控，向世界展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

应急管理的管理对象是突发事件，而危机事件是一种急迫而又构成重大威胁和危害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前（预防）、进行中（响应）和发生后（恢复）三个时间阶段进行管理。

古语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与祸随时都有可能相互转化，稳定的状态下往往藏着巨大危机，而危机的背后也存在着机遇。

危机应急管理，就是在稳定状态时预防危机发生的可能，在危机爆发时寻找达到新的稳定和谐的机会。

危机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直接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如其宣称的那样优越，能否妥善地处理危机事件也是衡量各级政府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4月6日起，中国抗疫纪录片《中国抗疫志》陆续在中央电视台、英国Nature杂志官网等国内外平台播出。

该记录片第二集《行胜于言》讲述了国内外专家、媒体对中国治理体系在应对此次突发危机时的评价。

对于早期的失误，中国并没有逃避责任，正如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所说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至今的种种行动、措施反而证明了中国治理体系的生命力和正确性，因为它有能力实现自我纠错，一旦发现短板缺陷，能够自我修复、补齐短板，并且中国制度以人民为中心，扎根基层，拥有人民的广泛信任与支持。针对西方一些政客将疫情政治化，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这很可耻，太不光彩了。

他在一段采访中指出，“中国发展的减缓或增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迅速蔓延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现在大家在同一条大船上，只有同舟共济，才能乘风破浪。”

总结中国目前的抗疫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因此，为应对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危机，需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要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执业人员是预防重大疾病的主力军

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处理能力，需要提高相关专家及专门机构的地位。

正如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在纪录片中指出，“要建设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首要是确保任何干扰系统运作的人将触犯法律。其次，需要一个健全稳定的专家体系来作出判断。”

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也指出，“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只是技术部门，只能上报，向地方政府报告后，地方政府怎么决定是地方政府的决定，CDC没有权再进一步做什么，这个首先要改变。”

因此，提高疾控中心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可以从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补齐我国面对重大突发疾病、疫情的被动性。

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失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吕志奎教授指出，“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须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畅通‘精准预见风险、从容遇见风险、准备再见风险’全周期管理”。

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

基层是阻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最有效防线，正因为全国上下充分发挥社区管控作用，充分发挥社区工作者的组织、协调、管理作用，才使疫情严峻形势得到控制，彰显了主战场的威力、影响力、带动力。

因此，要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切实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从哲学角度讲，危机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危机往往又是生机、转机的开始。也就是说，通过危机应对，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

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继续，而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冲突发生，它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而把灾难性的危险增大到极限。

中国政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雷厉风行把控局势，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时强调的，“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把握，既要彻底战胜疫情，还要完成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相信中国战胜这次疫情后，将更加繁荣昌盛。”

（文：公共事务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刘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