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善还是恶，人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人的心灵结构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了哲学对“人是什么”的有趣探讨。3月19日，陈嘉明教授做客人文大讲堂，带领我们一同探讨“人是什么”。

从古至今，如何认识自己都是哲学中一个永恒的问题。用陈老师的话说，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古老又现代，既简单又复杂。的确，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对象要符合认识的法则”，如何认识自己，都是哲学中一道必须要跨过的门坎，而在一代代的思考与讨论中，我们总能看到智慧在闪光。

弗洛伊德认为，人内心中的能量是需要得到宣泄的。如果向好的方面宣泄，这便是一种足以创造文化或者科学的伟大力量，但是如果心中的力量总是被压抑，那么便极可能引发精神疾病。老师总结道，这些观点都为了说明，人的本质是非理性的存在。

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这个话题，陈老师认为，中国主流的学说是性善论，这从被我们奉为经典的孔孟儒家学说中可略见一斑。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与这些形而上学的想法所不同的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应是从观察而归纳得出结论，但这并不妨碍这些理念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人性善，所以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的国度是一个君子国，并以此演绎出了传承千年的行王道、施仁政的理念，人人皆渴望可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这样的性善论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可忽视的，基于人性善的前提，儒家学说极少考虑到人的权利的保障问题，也过于依赖人治。这样传承千年的观念沿袭至今，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迄今没有一部成文的民法的原因之一。

而西方主流的文化是性恶论。他们认为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肆无忌惮地去占有一切，不惜残害别人的生命。因为人性是利己的，所以人们为求利而竞争，为安全而猜疑，为求名而侵犯别人。这个观念在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也有详述。人性恶论直接导致了国家机器的产生，安全机构等的存在也随之变得合情合理。由这样的性恶论，演绎出现今西方社会的三种结果。一种是社会契约论，“国家的本质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没人都对他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种契约论的根本是对人的权利这一观念的强调。卢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王不在枷锁中”。

西方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人们自己立法，自己守法，这样就避免了被人强迫，从而人是自由的。第二种便是我们常听到的市场经济。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发展进行着调控，趋利避害构成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第三种表现为政治上的权力制衡理论。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孟德斯鸠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者分立，互相制约，保持平衡，否则自由就不存在了。

讲座的最后，大屏幕上打出这样一句结束语：“哲学有没有用？”同学们不禁会心一笑。老师解释道，哲学大部分是一些形而上的思维，很难通过科学的手段去观察或者证实，很多都是尚存争议的。对于哲学究竟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哲学大师冯友兰说，哲学一旦有用，就是大用。哲学，无疑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认识和思考，这是国家、制度，乃至于文化建立的前提。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也可以说是对人性认识差异的一种表现。哲学是时代的智慧，是作为文化出发点的根基，是人们认识自己的手段。人永远是所有命题的主题，当人们的思想超越经验，达到形而上的层面，就是人们智慧提升的开始。

厦大青年宣传中心 韦怡舟

摄影 韦怡舟

审稿 黄鹏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