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版
【头条评论】
中国梦：让梦想照进现实
本报编辑部
梦想从来都不是奢侈品，梦想也从来都是奢侈品。古往今来，斗转星移，四季交替，然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便是“梦想”。
一个国家，因为有了梦想而充满动力，因为有了实践而让梦想熠熠生辉。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那里的人们相信，只要经过不懈努力和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便可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这便是“美国梦”。
在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东方，岁月的厚重积淀，迸发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梦想。这个梦，凝聚了几代人的夙愿，汇集了亿万华人的祈盼；这个梦，就是我们的“中国梦”。
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也都属于自己的“中国梦”。于习近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于袁隆平，这个梦是“禾下乘凉梦”，用科技给人类带来福祉；于白岩松，“中国梦，是由一代人前仆后继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追求的梦想，慢慢过渡到国家如何为民众搭建实现梦想机会的平台”；于易中天，这个梦是“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
百余年来，我们不乏“为梦想而战”的实践：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三民主义”到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继而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我们从未放弃，坚定地一步步走在“强国梦”的道路上。
75年前的1938年，毛泽东在“一张旧木床、一条桌案、四壁黄土、一盏油灯”的陪伴下，写出了《论持久战》等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作品，一扫时局阴霾，成为指导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64年前的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告，宣示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站起来”，开启一个新纪元。35年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市场经济被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一步促进我们解放思想、摒弃“冷战思维”。21年前的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更是奠定了“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基调。正是受益于“改革开放”，我国才能够成为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改革”的呼吁与实施，我国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才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亦不能忘却历史，更不能忘却那些值得铭记的灾难。
我们不能忘却，“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经济规律被忽视；我们不能忘却，“文革”十年那场浩劫让中国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我们亦不能忘却，10年前的2003年，“非典”在那个春天肆虐，那场灾难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领域亟待发展，政府应急机制急需完善，也让我们认识到公开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之重要。
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对“梦想”的追求也更加多元。
我们愿中国强大富裕、山青水秀。当大雾弥漫在城市、乡村的街道上，被雾霾遮挡的绝不只是明媚的阳光，还有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当死猪漂浮在黄浦江上，受到影响的，不仅是水质，还有民众对整体生活环境的信心。生态环境的巨大代价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拷问，也是对国民健康的重大威胁。
我们愿中国教育公平、机会均等。“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教育关乎国家发展的未来。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重点大学中农村学子的减少是一个警示信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与城市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机会均等则有利于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民众才能对未来充满希望。公务员录取过程中被曝出的不公平现象亦是一个警示信号，毕竟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才更有活力。
我们愿中国规则透明、法律威严。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保证规则透明；同时，只有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腐败现象才能得以遏制。在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推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办法；对法学家江平而言，他的“中国梦”，便是“法治天下”。
我们愿中国人人有梦、人人敢梦。我们愿“成功”的标准更加多元，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能够得到足够多的和应有的尊重；我们愿“住房”价格尽快回归合理水平，普通民众买房时不再需要倾尽全家几代人的心血；我们愿保证食品安全不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生产厂家主动担起社会责任，各级监管落到实处，问责机制得以完善。
我们愿中国文化兴盛、生机勃勃。文化兴盛是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力，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民价值观日渐多元的今天，增加文化投入，发展文化产业，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已势在必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需要推动自主创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获得世界文化的认同，真正实现“走进去”的目标，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一个圆满的“中国梦”，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
我们愿中国人人懂礼仪、处处见文明。我们愿每位民众都信奉并身体力行孔子所赞赏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希望当我们沿用胡适关于“一个国家的文明”的标准时（即“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能够问心无愧。
让梦想照进现实，让花朵温暖绽放。一个圆满的“中国梦”，需要所有中国人的努力。“中国梦”的主角，是你，是我。▲
【特别策划】
还原雷锋本真，探寻公益之路
本报记者 马春梅 张彩霞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首次刊登了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同年3月5日，《人民日报》等报刊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手迹。从此，每年的3月5日便成为“学习雷锋纪念日”。
踏寻·雷锋精神的时代印记
冯健发现雷锋其实是个很爱漂亮的小伙子，他梳着整齐的发型，每当走到能照见人影的玻璃窗前、清水池边，都要拉拉衣襟，整整头发，掸掸尘土，做出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雷锋还有淘气的一面，他背着县委书记的行李走路时，很喜欢用手做持枪状，瞄着树，瞄着小鸟，夜晚就瞄着星星月亮，口中还“啪啪”作声，模拟枪声。
——《雷锋：1940-1962》
当我们阅读三联书店出版的《雷锋：1940-1962》时，一个“思想上进又时髦活泼”的雷锋形象跃然纸上。
在过去许多年里，各种新闻报道、文学作品都将雷锋塑造成为一名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偶像。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陈阳曾对1963-2003年《人民日报》上所塑造的雷锋形象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四十年中，《人民日报》上的雷锋形象历经毛主席的好战士、被“四人帮”压制的先进人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兵、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模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者等变迁，与不同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相呼应，建构了不同时代人们关于雷锋的记忆。
如果说《人民日报》所塑造的雷锋是“英雄式”的形象，那么在更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上所呈现的雷锋则是一个更接近普通人的民间形象。在网络上，多才多艺、穿着时髦、热情活泼、喜欢拍照的雷锋形象得到了广泛传播。在如今这个“消费社会”，“雷锋”也被挖掘出了新的价值，雷锋鞋、雷锋帽等红色消费品成为部分年轻人喜欢的时尚装备。2011年的微电影《雷锋侠》则以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了一名清洁工打扮成“雷锋侠”不留名做好事的故事。
随着人们获取信息渠道数量的增多，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开放，对“偶像”的评价标准亦随之多元，比起单一固化的“扁平人物”，复杂多面的“圆形人物”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雷锋的形象也开始变得丰满。新闻传播学院的廖同学说：“希望雷锋可以从神坛走下来，由‘神’还原成 ‘人’，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经济学院的刘同学告诉记者，原来他心目中的雷锋形象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但现在变成了有着丰富情感，更接地气的普通人，更生动、更真实。
与雷锋形象随时代变迁相呼应的是，“学雷锋活动”也烙上了不同时代的印记。
“小时候学校号召我们‘学雷锋、做好事’，从捡到一分钱到集体上街打扫卫生，每做一件好事都会给我们插一面小红旗”，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导师、图书馆专职教师崔晓西老师向记者讲述起小时候学雷锋的故事。“那时候做好事的人、见面微笑的人比现在多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黄莹老师出生于1982年，她的回忆或许能代表一部分“八零后”的经历：做好事可以得到老师的奖励，大家都很积极地学雷锋，每个学期要去两次敬老院，老师也会记得提醒同学们在寒暑假期间做好事，还要写学雷锋报告。
而当下，大学中的学雷锋活动各种各样：图书漂流、关爱空巢老人、支教、“以物换物、绿色活动”……采访中，不少同学都表示曾参与过学雷锋活动，经济学院的刘同学告诉记者，通过参加学雷锋活动，与同学一起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才能更好地明白世界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而是一个每个个体间相互联系、相互帮助的大家庭。曾经去农村支教的经济学院邹同学回忆道：“小朋友们天真灿烂纯真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冷看·“雷锋”引发的话题
在形式多样之余，学雷锋活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却屡受诟病。“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成为对当下学雷锋活动的调侃。据《南京晨报》报道，南京的一家敬老院在学雷锋纪念日一天接待了8家单位，敬老院的负责人说：“老人看完节目后直喊烦死了，还有一些老人出现了身体不适”。2011级硕士生孙同学认为，学雷锋活动中主要有三个问题比较严重：一是虽然形式多样，但内涵不足、收效甚微，有些学雷锋活动带有形式主义倾向，并没有真正给需要的人带来帮助；二是没有形成常态化运作机制，无论是政府机构、社会团体还是学生组织，其开展的学雷锋活动的时间大都集中在三月份，存在“走过场”的嫌疑；三是不少参与者内心对学雷锋活动的认同感不强，学雷锋活动本应该是自愿奉献爱心，而现在很多人却像是完成一项“任务”。
在冷静观察学雷锋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时，雷锋主题电影遇冷现象也值得我们思考。
2013年3月5日，一部讲述雷锋从小学毕业到牺牲的成长经历的传记电影《青春雷锋》在南京上映。尽管当天是学雷锋日，但电影上映首日出现了几乎“零票房”的结果。这一现象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在赵同学看来，雷锋主题电影之所以遇冷，主要是受以下三项因素的影响：首先，有关雷锋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大家对雷锋的主要事迹也非常熟悉，电影主题难以激起受众的观影兴趣；其次，按照电影制作推广规律，上映前均会有相关剧照、海报、预告片及新闻报道等为上映预热，该电影忽略了有效的宣传，电影走入人们的视野，竟然是因为票房遇冷的新闻报道；再者，不能否认的是，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无论是新闻报道、文学作品还是相关电影、电视剧等，在塑造“英雄”形象时，通常只注重宣传形式而不注重传播效果，典型人物整体上仍呈现出“高大全”的特点，难以与受众拉近距离。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余同学则认为，当下社会上存在着许多热心做好事但却得不到认同的事例，如扶老人却遭诬陷，这些与主旋律电影中通常呈现的“好人有好报”的剧情相背离，这样的背景下，就很难要求人们认同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的电影。
追问·中国公益路在何方
如果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诠释“学雷锋活动”，便是“公益”一词。然而，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公益之路似乎并不平坦。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速稳定，人均收入连年增加，社会转型加速。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熟人社会”正逐步消失，“陌生人社会”转而诞生。人性冷漠悄然滋长，道德真空逐渐产生，人们哀叹人心不古，国民素质水平下降，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让经济发展慢下来，等等我们的道德！”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多次在公益讲座中提到：当下中国具备发展现代公益的经济基础，中国正由“政治社会”转为“社会政治”，社会问题成为中国的中心问题。回顾中国过去的公益之路，公益机构屡遭诟病。2011年，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风口浪尖，也将中国整个公益事业制度不透明、缺乏监督等弊端曝光于天下，使得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严重下滑，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而当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提出“每个人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钱进行慈善公益，就像现在纳税一样”时，我们不禁一惊，为何我们一定要“被公益” 才能献出爱心？
如何解决中国公益事业面临的问题，社会学者各抒己见。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在谈及红十字会建设时提出：中国红十字会将建立并完善全国善款平台，实现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款物及使用的信息化管理，公开所有民间善款物品的来源及数额、资金流向、所有救助项目的运行情况、结果，做到阳光、透明，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全国政协委员王修林也认为，要改善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目前的信任危机，必须对其进行社会化、法制化、专业化、透明化改造，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推动民间公益组织建设制度化。此外，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谈到当代公益与慈善事业要发展时提出：公益机构可以学习现代企业管理方法，讲究效益。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邓国胜在一次讲座中提出：官办慈善机构应加快去行政化步伐，加大改革力度，激发民间慈善机构的活力和效率。要提升社会公益机构公信力，提高公益组织管理效率和实践效力，改革是必由之路。这需要政府、公益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共同配合、监督和努力，也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推进中国公益之路的正规化和透明化。
反思·校园公益在行动
校园内，志愿者组织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的空间。厦门大学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的执行主任王彦尹向记者介绍协会发展情况时说道，厦门大学的志愿服务主要有支教扶贫、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赛会、校园公益几大板块，校园公益相对比较薄弱。一方面因为校园公益比较辛苦单调，例如在节假日协助保卫处维持校园秩序，清扫学生活动中心，春季去上弦场锄草等，同学热情度不高；另一方面，校园公益项目的数量也比较少，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长期活动，只有小部分在校园内部开展。而在校园外的志愿者活动，也存在活动地点远、志愿者人数不够、校外经费不足、项目质量有待提升，特别是一些支教类项目对于志愿者的筛选和培训不够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通过举办校园志愿服务项目策划大赛，以团队竞赛的方式，鼓励同学们挖掘新的校园志愿服务项目，革新原有的志愿服务项目，最终有34个校园公益项目通过初赛和复赛，本学期进入实践阶段。目前这些项目有校园失物招领、操场义务看包、二手市场、废纸利用、关爱校园孤寡老人等等。而对于校外项目，学生组织也在想办法提高志愿服务质量，多种渠道筹措经费。▲
二版：观察
【焦点透视】
当我们谈论“人文教育”，我们在谈论什么？
本报记者 陈婧 黄一凡 吴慧 赵成栋
“人文”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我们的课桌里总有各类“人文读本”，我们的求学之路伴随着“素质教育VS应试教育”的争论，伴随着“减负”与“课改”，我们见证了“人文关怀”一词走向火热，看到“人文”越来越与整个社会的风气底蕴相联系。学至今日，我们大都随口可道“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与益处，而事实上，中国高校人文精神流失、大学生人文素养缺乏的现象正越发引人诟病。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乃是自然运行的条理、秩序；人文则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条理、秩序和伦理规范。“人文教育”即是教导人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社会人的教育，因此它也被认为是“人性教育”。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它通常被视作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新学期伊始，由人文学院主办的人文大讲堂在翔安校区火爆开场。2012年校区调整之后，翔安校区院系构成以理工院系为主。讲堂秉持“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念，意在平衡翔安校区的课程设置，促进文理学科交融，拓展学生学术视野。由我校副校长、教育研究院邬大光教授首场讲述“大学斯文”开始，将有75位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各有专攻的老师于讲堂开讲。
我们是否需要人文教育，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文教育，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教育，在有关“人文教育”的讨论甚嚣尘上时，作为现在的受教育者与将来的教育者，我们更需要冷静思索。
冲突：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校区调整后，翔安校区多是理工院系，在课程设置与学科交流上缺乏平衡。人文大讲堂负责人之一、原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林建德老师表示，人文大讲堂落户翔安校区，既是为了提升理工科专业同学的人文素养，促进综合发展，也是学校本科生“厚基础、宽口径”培养模式的实践。
讲座之成功由现场火爆气氛可见一斑。讲座助教之一任同学告诉记者，开讲第一天现场爆满，讲座于是当即换到了可容纳近三百人的教室，即便如此，三周以来也依然有不少同学站着听课；讲座结束之后，也常有不少同学围着讲台问问题，老师完全走不开。说起讲课的感想，人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红教授肯定道：“理工科的学生人文素质也是蛮高的”，学生提问说到《布拉格之恋》这样的小众电影——然而受限于院系分布，他们缺乏与人文学科老师交流的机会，周围也缺乏浓厚的人文氛围。
“人文”与“科学”本应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然而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却曾出现重科学轻人文社科的状况。
二十世纪50年代初，为重建教育体系，全国范围内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这次调整借鉴了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大批综合性大学被拆分重组为新的专门学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被分离，科学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包括法学在内的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被严重削弱，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被停办或取消。
到了90年代，人文精神缺失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文学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了高等教育界对“人文教育”的反思。与此同时，政府决定回归原有的教育体系，高校合并的浪潮逐渐掀起，许多专门学院更名为大学，并将学院内部分科系扩建为学院，以完善大学的综合性。教育部也开始批准将部分高校并入原有的部分学校，或由若干学院合并而成立新的大学。然而，在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中深受冲击的人文社会学科已然落下病根。
在高校人文教育广受批评却至今难以振作的背后，可见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冲突的历史烙印。这种对科学的偏爱至今可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朗朗上口，但极少有现代俗语如此称颂人文学科。
回望：曾经的年轻人
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重回校园的大学生许多都已青春不再，经历人生的苦难之后，他们怀抱着对知识的热烈渴求重新开始学习。那时，大学生们清贫、浪漫而富于理想主义。尽管有院系调整在前，至少在综合性大学里，人文氛围之浓厚，远非现在可比。
来自公共事务学院的张光教授，是南开大学哲学系82届毕业生，对比当时与现在的大学生，他感叹“时代完全不同”，二者整体的人文素养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在当时的综合性大学里，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与尚未分化出诸多类别的经济学 所占比重比现在要大；另一方面，大学校园甫从动乱中走出，国门初开，教师与学生对知识与新鲜事物的渴求非同一般。人文学院易中天教授2009年在武汉大学演讲，就曾谈及“当时的武大，治学气氛非常浓郁”，“动乱的年代刚过，老师们刚被解放，最迫切的就是将一肚子学问都教给学生，而学生经过了动荡，对学问的渴望也非常强烈。当时我们是不存在逃课和迟到的”。
那时的大学大师云集。解放前留下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与中国五六十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当时大学的教师队伍。前者在解放前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体现着解放前大学生的水准——这批经历考验而仍能在高校任教的学者，他们盛名在外、治学严谨，能力极强而人数稀少；后者人数较多，是教师队伍的主体，尤其是五十年代培养的学者，其中不乏俊杰。
易中天教授的研究生导师胡国瑞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他与黄焯先生、程千帆先生、李格非先生等并称武汉大学“五老八中”，曾使五十年代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因教师队伍阵容强大而居全国高校中文系之首。而在八十年代初的南开大学哲学系，这样级别的学者尚有温公颐先生与李约瑟先生，前者是哲学、逻辑学大家，后者曾与何兆武先生合译引进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放眼中国，彼时的哲学界还有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张光教授笑着说：“我们赶上了这批人，他们还活着，亲身教我们。我当时学英文，还学日文，甚至李约瑟先生还教德文和希腊文，他非常好。”
纯粹而浓厚的学术氛围贯穿了八十年代的大学发展史：历史的阴霾逐渐散去，商业化浪潮尚未席卷一切，新鲜的西方理论不断传入，大师们仍活跃于教坛。“当我们在接受教育时，整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很势利的国家，还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富有理想，大学尤其如此。”张光教授回忆，“而且，解放前的那批老先生和五十年代最优秀的毕业生都在，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只是人数不多。”
疑惑：人文教育有用无用论
3月11日，历史学家李伯重先生以“大炮与银两：晚明的军事改革”为题，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品牌论坛——人文国际讲坛演讲。讲座开始不久，李教授即举例说明历史学的作用：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安理会五大国的执政者，有三位出身于历史学科。而讲座之末，有同学提问：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学这个有什么用？——这几乎是所有学生在学习之前都会问的问题。知识传承的意义在于使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具备更为高远的视野，而不必费力从头做起，在这一意义上，大概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把“用”化约为“实用”，以是否能迅速产生直接效益为标准，除了人文学科，还将有一大批曲高和寡的专业中箭落马。
对比八十年代知识的匮乏与信息来源的有限，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源无比丰富。当信息的获取变得简单，当知识不再因为其本身的价值而被敬仰，当学识与能力同样进入市场遭遇估价和买卖，我们为什么还要花费精力去学习可以随时“百度”到的内容？“人文教育”还可以教给我们什么？
在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周昌乐教授看来，“人文”无所不在，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受到各种人文思想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文教育是人成长过程中无法逃避的”，现代大学人文教育只是为了塑造健全的个人，通过知识的传授与氛围的熏陶，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李晓红教授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接触不同世界的可能性——“我们的人生是单一的，而文学作品却可以让人见识到不一样的人生，苦难或幸福，都可以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
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不论通识课程还是专业课程，其目的都是对学生在获取知识、分析知识方面的能力进行培养，人文教育也是如此。对李伯重先生讲座末，学生“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的发问，当时身在现场的张光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科教育的基础是阅读，而只有读历史，才能保证阅读量——读历史必然要读大部头，思想史也罢、制度史也罢、社会史也罢，在那些关于漫长时间的记述与评论中，有各种各样的表达、词汇、修辞、联想和对比，事实与诠释相互融合、碰撞，给人以启迪。
困境：小环境与大环境
在人文大讲堂上，助教任同学发现，也有部分只是来拿学分的同学，“他们课前占位置，坐下之后却是在看漫画”。此外，她也接到不少同学的建议，希望增加经济学与管理学等“更与现实接轨”的讲座，“人文的太虚幻了”。
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市场化冲击之下，“读书无用”“实用至上”的观点流行一时。钱理群先生曾在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答记者采访时，表达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忧虑：大学教育以就业为最高目标，教育体制高度集权，这样“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是觉得，现代中国大学的教育不甚乐观，pretend to teach，pretend to learn，pretend to test， pretend to pass the test。”张光教授形容自己刚回国任教时，见到中国大学文科教育的状况，“简直不敢相信”——学生不需要阅读，很多课学生只需带着耳朵去听，考试的时候背背教科书就好。学生还会要求老师，在薄薄的教科书上划重点。
相比之下，美国的通识教育课是这样开展的：学生被要求跨学科选修通识课程，而这些通识课程即是该专业初级学生的专业课程。张教授解释说，例如“希腊哲学导论”这门通识课，它其实是哲学系初阶学生的专业课，哲学系的教授们依照培养初阶哲学人才的标准来要求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提供的书目、布置的作业不会有所减免。通识课与本科生的专业课程一视同仁，都是3个学分。学生需要在阅读中攻克诸多哲学概念，如果无法胜任则可以退出课程，而阅读材料的质量则体现了教师的水准和眼光。此外，完备的课程体制与教学管理系统约束并督促教师与学生完成各自的任务，以保证教学的进度和质量。
在对阅读的看法上，周昌乐教授与张光教授不谋而合。周教授认为，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方面，教师起的作用相当大。好的教师应当是学生的领路人，告诉学生读书的次序；教师也应当是解惑者，“与君一席话”，点播学生；而且，为人师表，还应当言传身教。
李晓红教授则更关注网络普及对传统阅读造成的冲击。网络阅读使我们失去了对知识曾有的敬畏感，通过各种便捷媒介获取的信息，仅仅是被“浅阅读”而未获消化，我们可以得到丰富的知识，却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针对阅读的缺失，李教授认为人文大讲堂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让同学们回到深层次阅读、独立思考的层面，阅读经典，回归阅读”。
出路：学会阅读，善待时间
“文科生们，当你觉得没有作业的时候，当你学一门课，而这门课连期中考试都没有、只有期末考一次的时候，你就要认识到，这门课是很水的，需要你自己去努力。而如果每一门课都是这样，要完成它是很容易的，你会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要爱惜这些时间，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时间，没有人会为你承担浪费它的后果，能否合理利用这些时间，决定了你的大学学习是否有成效。”张光教授如此直言。
他感慨中国大学人文学科课程对学生的要求过低，而许多学生也顺从自身的惰性，虚掷韶华——“大学成了一个熏陶之所，你可以熏熏自己，可以培养一种大学上流意识，举手投足自觉和别人不一样，但内里依然浅薄。”
当外在力量无法约束我们，自己就必须为自己负责。厦门大学硬件设施良好，图书馆库存丰富，更耗费巨资购买许多外文数据库，在学习的硬件条件上很是完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乔布斯“stay hungry，stay foolish”的境界难以企及，张教授建议学生，至少应当“不满足”——不满足于大学现在提供的教育，学会自学，学会阅读。即使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好，学好英文、培养自己的信息收集能力和分析能力。至少在现在的中国，这可以保证有一份好的工作——社会终究需要有能力的人。▲
【特别关注】
“走出去”与“引进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双重模式
——再看我校马来西亚分校的建立
本报记者 赵成栋
2013年2月初，我校在马来西亚举行了校区建设的签字仪式，成为中国高校走出国门开设分校的首个试水者。此举也打破了只有国外著名高校在我国设立分校，而没有我们“走出去”的格局，其影响不言而喻。我们不禁要问，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将会是怎样的一所学校？中国高校“走出去”意味着什么？除了中国高校走出去，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对我国的教育体制又有怎样的影响？
回馈历史,彰显学科建设水平
2011年3月，马来西亚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在与我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会晤时提出，希望有一所中国大学到马来西亚开办分校。经研究，教育部选中了厦门大学。
厦大与马来西亚渊源深厚。正如朱崇实校长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所言，92年前，陈嘉庚先生创办了厦门大学；如今，厦门大学回到先生的成长之地——马来西亚创办分校，这是历史的回馈。
据了解，双方的学术互动自2003年便已开始，2004年，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马来西亚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所，而厦门大学也在2005年校庆之际成立了马来西亚研究所——国内当时唯一研究马来西亚的专门学术机构。
此外，据《人民日报》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黄家定认为，厦门大学是一所与东南亚接触较广、较为国际化的中国重点高校。学校的前沿学科，如东南亚研究、海洋科学、工科、商科、会计、中西医药等都是中西兼容，有很强的学术实力，是中国当代软实力的表征。此前，他也曾向媒体表示，大马是中国海外主要的华人定居地之一，拥有相当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对语言、文化、历史及风俗的保存，长期保持高度重视。文化的血脉相连，也使得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创建更加顺利。
地理位置优越，国际化办学
据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将坐落于与布城毗邻的沙叻丁宜，占地150英亩，定于2015年9月启用。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2012年12月初到马来西亚洽谈细节时表示，布城是马来西亚的行政中心，是设立分校的首选地点。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办学特色充分体现了国际化。分校计划于2015年招收首批学生，至2020年将实现每年招收1万名学生的目标,包括9000名本科生和1000名研究生，其中马来西亚本地生源、中国内地生源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生源各占1/3。分校将面向全球招聘教师，主要的教学语言是英语和中文。师生比例保持在1：15，便于老师和学生进行近距离的学术交流和互动。据了解，经过多次调研和讨论，分校首阶段将设信息科学与技术、经济与管理、中国语言与文化等5个学院。第二期还将设立化工与能源、生物工程等5个学院。
传播中华文化，高校需要“走出去”
随着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成为一项重要课题，高等学校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马来西亚分校的课程设置和以中英文为教学语言，将引发马来西亚本地与其他国家（地区）学子对中国的兴趣，学校将为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提供窗口。马来西亚南方大学校长祝家华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将会与马来西亚私立、国立大学产生良性竞争，有利于促进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多元化，并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到马来西亚学习，同时也将为马来西亚学子提供更多选择。
邬大光副校长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也表示，厦大将秉承“感恩、奉献及责任”的精神来设立分校，“我们会像当年的陈嘉庚那样，绝对不会以利益为目的，而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
另外，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中国已与近200个国家建立教育交流合作关系，与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与3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固然重要，然而，如何通过高等教育“走出去”为我国高等教育变革提供经验与动力，更是需要我们探索的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采取的是中西合作办学的对外交流模式，致力于引进优质教学资源，借鉴国外办学经验，来推动我国自身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立于2004年的宁波诺丁汉大学便是典型的例子。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高校。2004年4月15日，英国诺丁汉大学在中国开设的分校——宁波诺丁汉大学举行奠基仪式。大约5个月之后，这所引人瞩目的大学开始招收首批学生。据了解，宁波诺丁汉大学形成了“小行政、大教学”的格局，并采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评价体系——课时、科研项目、论文数量以及学生对授课满意度都是重要的评价指标，使对教师的评价更加全面和多元。
在国内，也有本土高校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由著名科学家朱清时任校长的南方科技大学就是以“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为使命。据《华西都市报》报道，他在四川大学演讲时曾说，中国高校现行体制有诸多弊端，他自己只想以科学家的身份来办学，办一所能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学校。在他看来，社会的价值观正在变化，不再崇尚文凭，而更中意于个人技术，学校应该像一个熔炉，“炼”出杂质，使学生成才。
不管是从国外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还是鼓励本土高校试水高等教育改革，都将推动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变革，并为变革提供参考。
厦门大学设立马来西亚分校，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不远的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高校走出国门，也会有更多的国外高校进入我国“落地生根”。▲
三版：特别关注
【焦点话题】
妇女节VS女生节，一个抉择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海磊 杨丽
【编者按】众所周知，妇女节是世界性的节日，妇女节是为了纪念妇女争取平等、发展的节日，其背后有复杂、崇高的意义。女生节在高校中产生，由高校的广大学生延续发展，是民间小众节日，不成章法。一个以狂欢、娱乐为宗，一个以纪念为要，但在两个节日同时并存的空间里，前后只差一天的女生节和妇女节，在待遇上却经历了巨大的差别。
零点前后，狂欢与纪念的差别
3月7日晚上12点，虽已是夜半时分，厦门大学海韵学生公寓各宿舍楼区内仍延续着白天的热情与浪漫，男生们“女生节快乐”的喊楼声、歌声、欢笑声仍不绝于耳。在海韵10号楼中间的草坪上，用蜡烛摆成的爱心，以及用荧光棒摆成的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的两颗爱心造型，散发着光芒，好像在为即将远去的女生节送别，为这不寻常的一天留下印迹，而这两个造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女生节承载的某些意义与象征。女生节以欢呼声始，以欢呼声终，喧哗与骚动之后，大家似乎忘了第二天也是一个节日，第二天不是一个节日吗？
和妇女节相比，女生节的历史不长，也没有固定、统一的时间，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女生节产生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的3月7日，山东大学在这一天举行了第一届女生节，当时女生节的活动是联欢晚会。从诞生开始，女生节就和娱乐、狂欢联系在一起。各高校女生节的日期不一样，持续时间长短不等，但比较普遍的是持续一天，通常定在每年的3月7日，除厦门大学外，还有燕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另外有高校选定11月11日这一天为女生节，如四川大学。也有一些大学，女生节是一个星期，如广东工业大学的女生节就在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举行，活动持续一周。最长的女生节活动持续一个月，如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女生节的时间为每年的11月份，整个11月被称为“女生活动月”。不同的日期似乎也反映了女生节的自由、随意，从一开始，它就不像妇女节那样严肃。
众所周知，妇女节是世界性的节日，妇女节是为了纪念妇女争取平等、发展的节日，其背后有复杂、崇高的意义。女生节在高校中产生，由高校的广大学生延续发展，是民间小众节日，不成章法。一个以狂欢、娱乐为宗，一个以纪念为要，但在两个节日同时并存的空间里，前后只差一天的女生节和妇女节，在待遇上却经历了巨大的差别。
“我们都不过妇女节”
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即使没有女生节，大学里的女生们一般也不过妇女节。在7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学生的学生活动以学习为主。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由于历史原因使得学业荒废多年，学习上紧迫感很强，而且普遍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对知识的渴望也来得浓厚。“当时女生很少，中文系女生算是多的，也只占六分之一。有的系一个班只有几个女生，最少的只有一个。当时大家心思全在学习上，女生也不例外，所以‘三八节’并没有什么人注意。我们都不过。”中文系78级的一位老系友谈到。在高校这种处在社会边上的特殊空间里，以学业为主的学生们并没有太多精力关注妇女节。妇女节多在政府或其他机关单位这样的地方以举办各种庆祝活动的方式被纪念。厦大中文系77级一位系友谈到，他们那时没有专门为女生而举办的活动，本来学生活动也不多，“妇女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女生不过妇女节，反而男生们有时会送上卡片之类的小礼物给我们，表示问候一下”。
没有女生节的年代，大学生们因学业等原因不怎么过妇女节。随着人们对“妇女”一词的认识加深，加上社会观念的变化，“妇女”一词被狭义化，人们认识到这似乎是对弱势群体的称谓，充满怀疑、开放和独立思想的女大学生们自然不愿与“妇女”为伍，更不会过“妇女节”了。人们已渐渐淡忘了妇女节的最初目的，然而不变的是其纪念的意义仍以欢庆活动在一年一年的重复上演。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女大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新时期，女大学生们为了和妇女节“划清界限”，她们不愿称自己为妇女，但又不想放弃女性的节日特权，“女生节”由此而产生。这是女生节产生原因的通常说法。对于校园里的广大女生来说，现在有了一个专属于她们的节日，更不会去过妇女节。
女生节，承载青春梦
“在这个节日来临之前会有期待，说不定还会有人帮我实现写在许愿墙上的愿望呢”，新闻系研一的岳豪谈到女生节对她的意义时说。和岳豪一样，对广大女生来说，期待、等待与惊喜这些情感让女生节成为独特、难忘的一天，这也是她们喜欢这个节日的原因所在。当然女生节也有别的意义，教育史专业研一杜菲菲说：“女生节，对我来说就是和平时要好的朋友出去吃个饭，交流感情。”也有一些女生对过女生节表示无所谓的态度，广告系研究生张敏说：“本科的时候会把女生节当个节日来过，那时候会参加各种活动，现在读研究生以后，反而觉得过不过都无所谓。”博士女生们似乎对女生节也并不是很感兴趣，人文学院2012级一位女博士生说，“本科女生们欢乐地过着女生节的时候，我们群里面已经开始祝福妇女节快乐了”。这样不禁让人感觉，本科生是这个节日里最开心的，女生节似乎属于年轻有激情的人，而妇女节却和成熟、年纪大等因素相关。
在女生节这一天，女生无疑就是女神，男生们花尽心思为女生过节，这也是男生创意大比拼的时候。其实，女生节也是男生的节日，众多男生们费尽心思策划各种活动，男生也是主角。精密仪器及机械专业研一的王同学说：“为了策划女生节活动，我去买了花，还有送女生的礼物。”因为有了男生们的参与，女生节才可能成为女生节。电子与通讯工程专业研一的姚文凯说：“我参加了院里的女生节派对，并且帮很多女生实现了愿望。”除了帮女生过节外，众多男生选在女生节这一天向心仪的女生表白。数学专业研一的刘明在女生节当天，给心仪的她送了一盒巧克力。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研一胡同学说：“参加女生节活动可以增加和其他学院女生接触的机会。” 和女生一样，男生们也期许在这一天能遇到心仪的对象。不难看出，女生节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情人节”的角色。
女生节有关友谊、青春和爱情。热情火辣的表白和睿智幽默的倾诉，是向青春本身致敬，致敬大学里可以拥有如此率真与疯狂的时光。厦门大学凤凰花影社在女生节3月7日的前一周就通过微博集结百对情侣拍摄首支大规模女生节浪漫MV，同时3月6日晚上21：10分，邀请情侣们到上弦场一起点亮烛光，留下青春影像。所拍摄的MV《恋厦》在女生节当天于三家村广场进行首映。女生节是一个舞台，大家在这里更开放地释放着青春的热情与活力，是一个充满爱的节日，这一点和妇女节并没有不同。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今年的女生节与往年截然不同，女生们不是被动地等待收到男生的祝福，她们把关心与温暖送给学校里给学生提供服务的人。该院组织女生们倾听图书馆管理员、宿管、清洁工等校园内辛勤工作者的小小愿望，并帮助实现。参与的女生通过为他人服务，关爱他人，体会付出的喜悦，体验不一样的女生节。女生节一般是给女生过节，但在一些女生占大多数的学校，女生节却是在考验女生们的创意。3月7日上午，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徐凯走进教室的时候，一盆君子兰、32朵康乃馨，静静地摆在他的座位上，他在女生节的当天收到了礼物。作为班里唯一的男生，他是女生节的主角。
女生节具有全民参与的特点，高校学子们是节日的主角，她们主动、自由地燃烧着充满爱与激情的时光，抒写美好的印记。女生节带给她们的许多快乐，变成一个容器，来盛青春梦，这是遥远的妇女节不能提供给她们的。
女生节？妇女节？女人节？
高校里，女生节和妇女节并存，学生对女生节的喜爱以及她们对妇女节的反感，除了高校是个特殊社会，学生是特殊群体这些原因外，在这些现象背后我们可以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同时是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三八妇女节”英文名称是“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翻译过来就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它的全称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妇女节在最初就被赋予了政治内涵。“妇女”一词有提高妇女权益和各方面地位的含义。当初，被称作“妇女”是女性权益的体现。但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女性地位已经大为改善，并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妇女”一词的政治语境，已经淡化。“妇女”的概念却被符号化、狭义化。在人们印象中，它渐渐成了中老年女性、没文化的女性，以及家庭主妇的代称。广告系研一的巩亚平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不过“妇女节”时说，“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过妇女节的年龄”。另一些同学则对“妇女”一词有异议，“妇女节，要是换种说法我觉得可以过，总觉的‘妇女’两个字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可能以后走出校园了就会过妇女节吧”，广告系研一的翟星说道。
“‘妇女’一词在古代语义学中被界定为成年的、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女性。在现代汉语的具体运用中，其约定俗成的语义，是指处于青壮年时期的女性。无论从传统文化的‘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的传统角色定位看，还是从‘出嫁为妇’的角色阶段说，显然今天接受现代教育的且还未出嫁的女生，不想把自己归入其类是理所当然。更何况‘妇女’这个词，无论是社会化的‘男女都一样’的强妇形象，还是世俗化的‘头发长见识短’的弱妇形象，都已成刻板印象且不乏贬义。”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中文系林丹娅教授谈到。林教授还指出，“今天的女生除了用女生节表达出与之划清界线外，还应有意识去改变这个被赋予刻板印象的‘妇女’的现状与未来”。在《汉语大词典》中，“妇女”的涵义由“妇”和“女”两部分组成，其中“妇”即有已婚女子、妻子的含义。“妇女”一词是成年女子的通称。不单纯指已婚女子，年满18岁的女青年也可称妇女，18岁以下称少女，14岁以下称幼女，7岁以下称儿童。
女生节与妇女节受到的不同“待遇”与“妇女”和“女生”这两个词背后的文化、社会意义有莫大关系。许多女生认为“女生”这个词更适合她们。“女生”意味着更加时尚，青春活力，用女生来形容自己的时候是一种对于青春和独立的向往。采访中，一些男生对女生倾向于过女生节的现象表达了理解。电子科学系研一的高同学说：“我可以理解这种看法，尊重她们的意愿，无论是倾向于哪个节日，只要开心就好。”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研一的王海涛说：“女生们在校园里过女生节，享受短暂的校园文化生活是必要的，女生都有一个心理状态，那就是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变成熟了。”
从事性别文学研究的中文系王宇教授认为：“女生节是小女人节，它塑造的女生是那种小鸟依人的形象，因为它把‘女生’的意义狭窄化了。”王老师认为，妇女节有它独特的意义，它主张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独立的立场在现今仍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现在女孩想借助女生节来重新阐释独立于妇女节的一种意义，但是她希望能把妇女节的最基本的内涵纳入到女生节中。
早在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容时尚报》社长张晓梅提交了将“三八妇女节”更名为“三八女人（性）节”的提案。之所以提议改为“女人节”，她认为在辞典中，妇女的定义是成年女子的通称，其中“妇”即有已婚女子、妻子的含义。“妇”字从象形的含义看为“女子执帚”，本意为操持家务，现在看来，显得气息陈旧，对女性有一定的偏见。另有网友建议改成“女性节”。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多元的社会，用‘妇女’来称呼所有的女性，太泛化。现实生活中，有的女性喜欢被喊美女、美眉，这些称呼能够让她们对自身有一种认同，能获得一种满足感。无论哪个时代，女性追求的形象，都是对自我的一种认同。不管是女生节还是妇女节，我们可以从一个求同存异的角度来看，“通过这两个节日，女性强调和男性的差异，但是更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女性的独立自主。”王宇老师说道。 ▲
【巾帼讲坛】
现代女性的困惑
——从“对照”说起
本报记者 王彦妮 杨丽
对照，是一种态度，一种理性的认知。承认并正确认识女性所处的现实境遇，识差异，辨黑白。对照是前提，目的是走出去。
在2013年女生节系列活动中的“巾帼讲坛”活动中，厦门大学研究生会邀请人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红教授做了以“对照记——从张爱玲说起”为题的女生节专题讲座。讲座中，李教授围绕“对照”这一关键词，以张爱玲、苏青和钱钟书等人的作品为例，指出作为现代女性面临“传统身份”与“现代身份”的双重困惑，为女性在“谋生”与“谋爱”中如何走出去提供了思考。
“对照”——娜拉的困境
“娜拉”是现代文学中对从家庭以及男性束缚中走出去的独立女性的代称。“娜拉”与“出走”联系在一起，充满激情与苍凉。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张爱玲说，“‘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这即是现代女性的激昂壮举与妥协。身为独立的女性，张爱玲以文章为生活，在“谋生”与“谋爱”中努力挣扎。她谈到，“从有钱的父亲的家走出来，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自由的理想最终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之中，独立女性在现实面前必须面对“谋生”的艰难，这一点在和张爱玲同时期的女作家苏青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
苏青经历过离婚之痛，独立养家糊口，她在自己的文字中清晰地写出这种痛苦。“看着家里的每一根钉都是自己辛苦所得，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她以写文章为生，但同时心里又难过得很，“试想生长在这个时代里，竟不能用别的方法来赚钱，却又靠卖文章糊口，其人之百无一用是可知的了。我鄙视自己，也鄙视自己的文章”。她鄙夷自己不得已生孩子，不得已写文章，是兼有两个不得已之人。张爱玲说苏青的悲剧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新式文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但传统身份和现代身份中很难取得平衡。现代女性从一种生活方式游走到另一种，彼此对照着的两种生活的差异之大，她们是完全了解的，明白这种“对照”背后的人生，也以“对照”态度寻着一丝生存之气。
无论女作家还是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都处在两难的夹缝中，一方面有来自社会、家庭或经济上的难题，另一方面得直面理想，追求自由。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似乎并不存在。张爱玲作品中许多女性人物形象就是很好的说明。《封锁》中的翠远，家里竭力鼓励她用功读书，可是当她最后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教职，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时，家长却宁愿她当初多匀出点时间，找一个有钱的女婿。翠远成为真正的职业女性，实现了现代女性的理想，最后却发现还是要成为“女结婚员”才能让家人满意。家庭既要她做现代女性，然而最后还是认为嫁人生孩子的传统女性更好，这仍是现今女性面对的充满矛盾的难题。
“对比”——差异中的真相
孙柔嘉和白流苏是两个同而有异的女性人物形象。柔嘉是钱钟书《围城》里面的女性人物之一，是最终俘获方鸿渐的强女子。流苏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中传奇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从这两个人物以及两位作家对各自人物的态度中可以发现差异中的真相。
两位作家都描写了一场人生的冒险之旅，背景都是抗战时期的上海、香港。白流苏从上海到香港去捕获一个男子，最后携夫君范柳原一起回到上海，为“谋生”而“谋爱”。孙柔嘉从上海到内地去寻求一份教职，最后与夫君方鸿渐一起回到上海，为“谋生”兼“谋爱”。白流苏和孙柔嘉都是大家族中的小女子，都须面对诸多男子，以及这背后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但是作者对他们各自笔下的人物却表现出迥异的态度。
男性作家往往会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塑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即使钱钟书这样的文学大家也未能例外。《围城》里的孙柔嘉主动向方鸿渐示爱，积极追求爱情和幸福，但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一些男性人物对她作了看似客观却主观的评价，认定孙柔嘉是一个人小鬼大、充满计谋的女子，忽视了孙柔嘉“谋爱” 的正当性。因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中，女性是不能主动地示爱，只能被动地等待，否则就是不守妇道。钱钟书也无意识地持此观点。在同孙柔嘉相似的人物白流苏身上，张爱玲则流露出不同的态度，因为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感同身受，她对白流苏充满同情，并安排白流苏最终嫁给了范柳原，给这个辛酸的女子一个美好的结局。
两位作家的不同态度正揭示了事实，这种差异在真实的现实中也普遍存在，可以看到女性在“谋生”与“谋爱”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与鄙夷。
“我们”走出去
面对压力、迷茫和困难，如何去应对，如何在逆境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现代女性的出路又在哪里，这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每个现代女性所要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不以怨报怨，空发悲叹，女性应该走出去。
女性始终面对“走出去”这样一个问题，但我们首先要从男性与女性对立的价值观中走出来，正视差异与女性面临的现实处境。“现在我们更应该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男女平等这个话题”，李晓红教授在讲座上这样提到。女性要在心理上接受并且正确对待这种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会得以延续，接受这种差异可以让女性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而正确对待这种差异则可以让女性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一代代女性的努力，正表明了这种可能。电视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节目，专门采访成功女性的，如“天下女人”、“非凡女人”；目前，我校女生人数已超过男生，其中能拿到奖学金的优等生中，女生比例更高；或许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我们身处的这一时代是“她世纪”。
丁玲《三八节有感》对女性走出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认为女性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使自己愉快。”“第三，用脑子。”“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作为现代女性，在追求自己人生理想的路上难免经历坎坷，唯有坚持到底，理想的彼岸才能到达。李老师以此作结，对现代女性给予了真诚的寄语。 ▲
四版：凤凰树下
【文化视点】
研究生们的“别样”寒假
本报记者 甘玉钦 倪娜 倪伟全
【编者按】回到热闹的校园，拾掇起高亢的学习状态，繁忙的新学期扬帆起航。又一个寒假过去，然而围绕寒假和春节的话题并没有就此停息。有别于初高中生们匍匐于“如小山般”寒假作业的纯粹，有别于大学生们单纯无所忌惮地享受着各种聚会的欢乐，顶着研究生头衔的研究生们，寒假经历的事情和情绪也复杂得多。尤其是才刚上研究生一年级的2012级们，在这个研究生生涯的第一个寒假，他们觉察出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有男（女）朋友了吗”、“什么时候才毕业出来工作啊”等成了过年被问的几大高频率问题。此外，除了这些寒假回家的研究生们，那些寒假留在学校的人也分享了他们的假期生活。
“新学期序幕的拉开，意味着又一个寒假的过去。然而经历了一场“研究生身份”的寒假后，对于这个特别的假期，研究生们有话要说。”
PART1 婚恋问题
回家过年的研究生们，倍受他人关注与关心的头号问题无疑是自己的婚恋问题。面临被询问恋爱的相关问题，甚至被要求尽早为结婚打下基础做好准备，乃至于被安排相亲，研究生们似乎“有苦难言”，整个寒假都摆脱不了婚恋相关问题的纠缠。
——中国式恋爱教育
“相比本科阶段，现在父母亲友关心的话题有所转变。本科时，父母只会单纯地询问学习成绩如何，现在问到最多的问题是有没有女朋友。”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电子科学系2012级的一位男同学谈到，“前后只差一两年，就瞬间被要求有女朋友了”。管理学院会计系2012级的黄同学也有同感，“今年过年时，我父母就跟我说，‘对于你的学习我们是很放心的，研究生啦，你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男朋友’。”或许这就是中国式恋爱教育在这一代人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家长们看来，恋爱于学习，只有阻碍的作用。因而以此教育自己孩子认真学习，远离爱情。可以说，早恋彷如一朵有毒的玫瑰，让家长老师们防范戒备。
而在研究生阶段，到了适婚年龄，家长们又开始担心孩子未来的终身大事。“当我们踏上研究生路途时，家长们就迅速转变对恋爱的看法”，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机电系2012级的张同学表示，对于谈恋爱自己并不着急，但是家里已经开始着急了。韩寒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的情况是，很多家长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甚至上大学了还有很多家长反对恋爱，但等到大学一毕业，所有家长都希望马上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而且最好有一套房子的人和自己儿女恋爱，而且要结婚。”家长与孩子们对于婚恋问题的不同看法和思想转变的时间差似乎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矛盾，却也折射出“中国式恋爱教育”背后的些许无奈。
——恋爱的季节，我在读书；读研的时候，我被催婚
以前从未谈过恋爱的黄同学对于父母交代的找个男朋友的“任务”哭笑不得。她坦言：“以前都顾着学习，较少考虑恋爱的事情，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如今一下子又被告知要谈恋爱，确实让我有些头疼。”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电子科学系2012级的高同学也有这方面的苦恼，不过他对父母的着急表示理解。“自己觉得不是很着急，家人倒很急，主要原因是初中、小学同学有些已经开始结婚了，父母看到当然就很急”，他笑道，“不过这得看缘分了，我也没办法呀。妈妈说我要再不找女朋友的话可就替我安排相亲了”。
采访中，研究生一年级同学普遍属于“被动式考虑婚恋问题”，然而不少高年级研究生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有所打算。旁人眼里的“优质女”，人文学院2011级毕同学别有一番滋味，“不用父母催，其实我自己就会催自己了，毕竟年纪也不小了。这么些年了，一直在等待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如果找到了自己钟意的对象，我愿意跟着他到某个城市。”
采访中，不管是被要求恋爱还是主动追求自己幸福，研究生群体的单身现象似乎各大高校皆然。2012年北京大学曾公布一项针对女研究生婚恋观的问卷调查：北大19个院系的392名女研究生接受了调查，其中博士研究生84人，硕士研究生308人，未婚比例高达96.7%。调查显示，20.7%的被调查者从未有过恋爱经验，目前正在恋爱中的比例为51.8%。“这意味着有约一半的女研究生处于单身状态”，研究者分析说。
困扰研究生们的似乎不仅如此，研究生阶段中涌现出的同学婚礼和其中的“凑份子”也让他们感到苦恼。“自己的单身问题尚未解决，便要开始‘操心’同学朋友的婚事”，毕同学表示，“研究生寒假的特别之处，和同龄的朋友同学个个步入婚姻殿堂不无关系，那些当年或一起拼搏高考，或一起疯狂大学的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婚恋的战场上，甩开步子迈进新‘时代’，成为已婚人士。只有自己还在心里干着急却不敢表现出来。”在采访中，大部分研究生都表示，参加过自己同学或朋友的婚礼。不少人今年寒假更是连续参加了好几场。伴随而来的“份子钱”也让还未参加工作的研究生们捉襟见肘。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2011级的方同学表示，“我们现在还不能赚钱，‘份子钱’大多是父母给的，心里还是挺有压力的。身边有些同学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就省着自己的生活费来‘凑份子’，也是个苦恼。”▲
PART2 工作的“远”与“近”
成为研究生之后，之前的大多数同学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因而，不论是初中同学聚会还是高中同学聚会，大家不再探讨大学里的老师与同学的各种趣闻，也不再互相调侃宿舍生活的新鲜事，谈话间渐渐多了些与工作相关的内容。身处象牙塔的研究生们，因为缺乏实际工作经历，恍惚间成了聚会中的“失语症患者”。此时“工作”一词似乎离研究生们很远，然而，在“毕业即失业”的论调下和旁观毕业生们“炼狱般地找工作”的焦虑中，已经走过大学“青葱”岁月的研究生们，成熟而且更懂得自我规划，此时“工作”的事情又似乎近在咫尺。
——红尘琐事不绝于耳
同学聚会时，聚会的话题从以往的学校生活渐渐转向工作与社会，买车与买房。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自动化系2012级郑同学被问到对于寒假聚会的话题有何感触时，他说：“和已经工作的同学聊天确实有些不一样，走入社会后，他们的观念会比还是学生的我们要现实，但这也是以后可能会面临的，多听多聊，对以后总有帮助。” 而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的廖同学则告诉记者，“聚会时感觉很多人都变现实了，觉得有点隔阂。”不可否认，作为象牙塔里的学生，研究生的校园生活和现实社会终究还有一墙之隔。
步入职场的曾经玩伴，和依旧在象牙塔里读书的研究生们，是否会因为处境的不同和话题的不一而存在代沟呢？人文学院2011级詹同学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过年时，和高中的同桌相聚，发现昔日沉默寡言的她，言谈中更多笃定，也更善于沟通，很为她高兴。即使我们可能想法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拥有很多共同的回忆，这也恰恰是我们还能亲密如间的原因。”
——就业压力如山大
近两年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加之网传言论“研究生就业率不如本科生，本科生就业率不如专科生”，或多或少地打压着研究生们的自信。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自动化系2012级郑同学的寒假，用他的话说，就是“更多的担心未来的事情——学业、工作等等。对于就业很迷茫，怕学无所用，迫切想要实现经济独立”。
综合各大招聘网站信息，记者看到，大部分招聘职位中除了技术岗位要求研究生学历,其他岗位只要求本科生。事实上，一般专业性不强的职位如销售、文员、行政管理并不需要太高的学历，所以在这些职位上研究生的优势并不明显。此外，研究生在年龄上也不具优势，在招聘单位看来“可塑性不强”。这也是许多研究生刚读研时就开始担心工作的原因，人文学院2012级的何同学就是其中一员，“感觉就业很渺茫，压力很大”。
尽管如此，也不乏化压力为动力，积极乐观面对就业问题的同学。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电子科学系2012级的王同学表示：“寒假时有时会反问自己该不该读研究生，因为很多踏入社会的同学已小有成就。茫然过，忧愁过，不过觉得读研是个正确的选择，只要不浪费这三年时间，出去能更好的把握未来。暂时有点小规划，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先努力，努力了才有资格选择就业的去向。”
2012级研究生们在就业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2011级研究生和2010级毕业生们的焦虑更毋庸置疑。经济学院2011级郭同学坦言：“作为今年9月份就要找工作的研二学生，看着这两年不景气的经济形势，我对接下来找工作还是比较担忧的。但是这种担忧反而鞭策我，加紧学习，为未来找工作卯足劲。现在我正在一家小公司实习，公司虽小，氛围却很好，也能学到东西，我很珍惜这样的实习机会。”▲
PART3 不回家的寒假
在厦大，还有一群没有回家过年的研究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很多同学欢归故里与亲人们团聚桌前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同学选择留在学校度过这个假期。他们的寒假生活同样别有一番滋味。
——家好，学校也好
家乡远在河北的电子科学系2012级研究生邹建男就是今年留校过寒假的学生之一，他告诉记者，“回家太远了，短短的寒假我选择留在学校自由安排”，谈到留校的感受时，他说，“在学校的感觉十分惬意，寒假期间十分安静，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在学校的寒假，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挺好的”。
——只为学习
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的庄同学，除了春节9天在家，其余的寒假时间都留在学校读书学习，准备考博。“图书馆开放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自习，闭馆的时候我就在宿舍自习”，庄同学留在学校的寒假过得充实而紧张。当被问到留校的寒假有何感触时，他说，“因为注意力在学习上，我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感触，一忙起来倒也不会想家，也不会在乎学校是否很冷清。”▲
PART4 别样寒假——且行且珍惜
作为“大龄学生”的研究生，在“大龄”与“学生”双重身份的撞击下，常常会有矛盾与尴尬的时候。而寒假——走亲访友的春节，接二连三的聚会，便是研究生们面临“考验”的重要时刻。然而不管是“回家的寒假”还是“留校的寒假”，研究生们的寒假似乎都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学业，婚恋与就业。外界压力下的婚恋问题与工作问题确实让研究生的假期承受着沉甸甸的关心与压力。不过无论怎样，既然身处象牙塔，于其中安然徜徉于学海，怡然自得于诗书，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Every day is the best day of the year，莫辜负这青春尚好的年华，且行且珍惜。▲
【编读往来】
【编者按】急管繁弦又一时，千门杨柳破青枝。关于春节的记忆，总是那般真切，滋长于你的内心，生发在我的眼眸。或是难忘的铭记，或是成长的孤单，亦或是一如既往的饺子年味……求学在外的游子，春节之于你我有着或这或那的意味，让我们一起聆听春节里那些不一样的感悟。
今年春节，我在厦大
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2012级硕士 廖定连
生命犹如一趟长长的列车，从出生的这个起点开始启程，会途经不同的站点，会遇到不同的人，会感受不同的事，而生命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经历才显得丰富多彩。我生命的列车从邵阳启程，经过西安，来到厦门，这一路，泪水与欢笑结伴，痛苦与快乐相交。
尽管有过许多艰辛，但此刻的我只想怀着感恩的心，感谢生命的列车开到了厦门大学——这所让我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她，是如此地让人着迷。穿行芙蓉隧道，驻足芙蓉湖畔，漫步白城沙滩，累的时候坐在上弦场的台阶上发发呆、看日出日落。虽然在这仅仅待了半年有余，但学校的点点滴滴早已印在我的心中。早就听说厦大爱学生是出了名的，如今身在厦大的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2013年的春节，学校为我们留校学子所做的一切。
我来自湖南，一个中部省份，受其地理位置的影响，冬季比较冷，但是没有暖气。08年的雪灾给我的家乡造成了巨大损失，而这个冬季也是一个寒冷的季节，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留在厦门——这个温暖而舒适的城市过春节。
原本担心寒假期间学校很多机构可能不运转，后来发现，我所有的这些担心纯属多余——学校的食堂、开水房、图书馆等与我们生活、学习息息相关的场所依然开放。虽然时间有所限制，但已给我们这些留校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打消了我一开始的顾虑。
寒假的生活至今历历在目。放假后，同学们陆陆续续踏上回家的路。看着空荡荡的宿舍区，心里有点害怕，害怕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会孤单寂寞，会遭遇什么样不好的事情……仍记得，每天天黑之前我就回宿舍，把门反锁，一个人默默地看看书、上上网、看看电影，一切显得很安静也很平静……
但随着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思家之情油然而生，很想很想回家，回到爸妈的身边，这种思绪直到除夕之夜才有所缓解，因为那天晚上让我有了家的温暖。
清楚地记得，2013年2月9日下午4点左右，我们所有的留校学子聚集在芙蓉餐厅，感觉十分热闹，而且学校与学院的部分领导也有来到现场，与我们共庆新春。那日，芙蓉餐厅异常热闹，很是喜庆，春节气氛十足，让我倍感温暖与安心，并没有一丝游子在外过春节的凄凉。下午5点左右，校领导致辞后，年夜饭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宴席之前还有校领导祝酒，我感到无比兴奋，幸福感十足。而且此顿年夜饭丰盛无比，合计十五样菜式，有荤有素，有淡有辣，可谓五味俱全，应有尽有，同时有喜庆的音乐相伴，听觉享受与味觉享受同步进行……我们还可以享用美味的蛋糕与各种各样的糕点，以及可口的水果。整个年夜饭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此外，学校对贫困生有更加周到的关怀与温暖。假期还来走访宿舍，询问关怀。一套棉被、一件床单、一个枕头还有一袋零食，这份特殊的新年礼物让人格外感动。点点滴滴的温情全部凝聚在这些关切与物品中。直到今日，我依然盖着那套棉被，每天晚上在温暖的情怀中入睡。
除此之外，学校为每位在校的学子以及工作人员提供三天的免费饮食，从正月初一到初三，每餐都可以去食堂免费享受。正是这些举措，让我默默地告诉自己，留校过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远离家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同学们也陆陆续续返校，学校再次恢复了往昔的热闹。然而对我而言，却有着不一样的感觉，说实话有点不习惯，从寂静一下子到喧闹，而且还沉浸在春节的氛围之中没有晃过神来。待正式开学，一切恢复正常之后，才开始适应新学期的生活。
时至今日，与春节有关的一切仿佛还在昨日，那么真切，那么美好！曾经的自己从未在外地度过春节，这次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也是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春节，此生永不会忘怀。记得，当时年夜饭时我还和学院领导开玩笑说，“毕业之前的每个春节我都想在学校过”，虽然是开玩笑，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
饺子·家的味道
人文学院中文系2011级硕士 李嘉琪
饺子是北方常见的面食。就如《舌尖上的中国》“面食的故事”所述，北方的主妇多会做一些花样面食丰富单调的饭桌。饺子的意义早就脱离果腹、满足视觉享受等最初的含义。做一次饺子宴需要半天、甚至一天的功夫。从买菜、和面、醒面、切菜、剁馅、调馅再到擀皮、包饺子、煮饺子，工序之繁琐可见一斑。
我从小生活在以面食为主的北方，父母也顺承祖辈的习俗，把饺子当做象征一个家庭能够呈现出来的最好的饭食。父母说，儿时的春节是他们每年最期待的日子，因为那意味着能吃上平日里不常有的奢侈物——白面和猪肉。“挑肥拣瘦”的意思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挑走肥肉，只吃瘦肉的饮食风尚。而是只吃肥肉，享受久违的肉香。这让我想起老家的年夜饭。
我的老家，也就是爸爸的出生地是在唐山市的一个小村落。唐山是以地震、钢铁、污染、高房价著称的城市。然而小村落不幸的一点在于城市的荣耀并没有在她身上闪耀光芒，却承受了城市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但是，大家庭其乐融融围着炕桌吃饭的朴实民风却时时牵引着我在春节期间，来到没有集体供暖、没有洗澡室、没有商场可以逛的老家。
记得小时候，除夕夜的饺子宴全是大大的猪肉馅和着猪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弟弟们和我都参与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奶奶早早就把菜和肉购置好并负责调馅步骤的“闻咸淡”。多年主妇职业早就练就了她老人家灵敏的鼻子。中间一代人负责和面、擀皮和包饺子。我们这些小孩，负责在旁边打趣，时而学着大人的样子包几个。当热气腾腾的饺子从大铁锅中捞出，一大家子围着桌子就着陈醋和大蒜，伴着节日的笑声，品尝着美味的饺子，家庭的温情溢满整个屋子。尽管油腻的猪油馅从那时起已经成了我的恶梦，但在过年氛围的影响下，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其他人大口大口地吃着。饭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例行的节目，我、爸爸、妈妈围着厚厚的棉被坐在爷爷烧好的炕头上。四个小时、硬硬的土炕，让坐惯沙发的我们不断地变换姿势。守岁的风俗在潜意识中支撑着我们完成这项艰难又有趣的“任务”。
时间也改变着饺子的味道。今年回老家，除夕早上起来我就向爷爷奶奶要求除夕夜的饺子要吃三鲜馅，不加猪肉和猪油，老人们应允了。然而因为姑姑除夕要在铁路上值夜班，而弟弟们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除夕的饺子宴只能由我们一家和爷爷奶奶一起完成。虽然今年的饺子馅合了我的心意，吃得也比以前多了，但味觉的幸福比起亲情带来的温暖似乎没那么浓烈。就着饭后小甜点——解腻的红枣酸梨罐头，我们一家又坐在炕头上欣赏晚会。大概是上了年纪的缘故，爷爷奶奶在晚会开始没多久就去睡觉了，守岁只剩下我和爸爸两人。那时我才发现，守岁的真正含义不仅仅是对过往的留恋、对未来的期望，更是对时间无情流逝、亲人交流机会减少的一种无奈和哀婉。
“妈妈，今天中午吃什么啊？”“做你喜欢的平菇三鲜馅饺子啊。你在南方吃不上这样的饺子。多吃点，去那边就不想了。”这样的对话摘自我从厦门回到石家庄的第二天和离家的前一天。饺子在唐山老家承载的情感意义在我们三口小家庭延续着。▲
